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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种宗教，这类的宗教没有什么信仰内涵，也与人类的终极价值无关。

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44]《大学问》，《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3册，第1019页。

‘良知所知之事，一方面一改从意的主观性出发为从良知的主观性出发。如果离开恻隐恻怛去讲虚明灵觉，只讲知是知非或自知善恶，晚年阳明学的特点就不突出了。《明儒学案》卷十三：心之感应谓之物。也就是说，正德末年良知观念提出之后，导致了王阳明心学以前一些说法的改变。[17][19]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7~159页，第169~170页。

见草木之摧折而必发悯恤之心，这就是你的仁心与草木而为一体的证明。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孟子讲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修身以事天、立命[21]。

[14]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9页。儒家哲学既主人性本善，又非悬一性于初生之顷的人性现成论，而是要在成性存存的工夫和修养历程中实现和揭示人性的整体内涵。我们之所以会忽视自然物这个应当层面的规定，乃是因为自然物本就是它自己，它的应当与其所是本来一体而不可分。西方哲学的人性论，主要是从认知和理论分析的角度，揭示出人性所可能有的诸种要素及其所可能的趋向。

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康德的人性说，乃在设定理性立法之意志和道德法则的前提下，从人作为理性之存在的角度，探讨善恶在理性中（而非时间中——如基督教原罪说）的起源，由此分析出人有趋向于善和恶之癖性。

[24]据此，牟先生在宋明理学内部，亦以伊川、朱子哲学为横摄系统，而判其为别子为宗即对儒家正宗之歧出。[12]这个实有、固有，首先是一种动词态的用法。究实言之，儒学乃以存在的实现而非认知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其言学以至圣人之道，学须有所止，而止于成圣，从德性修养和人的存在完成的角度去理解和达成人的生命智慧，据此以成就人己、物我之一体相通而上达天德，这是儒学在哲学思考上的基本进路和思想的透视点。真实与应当的本原一体，即儒家哲学所理解的价值。

旁通而上达，这个而字，即标明了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之间这种动态互成的内在统一关系。万物皆备于我、合外内之道，其内容就是这样一个通性。亚里士多德哲学区分内容与形式，其理解人的生命存在，则以灵魂为身体之形式。而情也因有知作为其内在的规定，而成为一种具有本然决断和定向的活动，而不流于西方人讲的非理性。

而宇宙生命和存在的完成（天地位，万物育），也与情的真实和实现相关联。[21]《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这样，诚或人性的实现，就要经历一个求其放心和择善而固执之，亦即伦理道德教化的过程。[7] 儒家就心性和性情的论域以言人性，则此人性便非据对象性认知而来的一些抽象的要素或可能性，而是就人作为一个类的整体存在的概念。

这个决断、定向的作用，就是意、志或今人所说的意志。而人之灵魂，则被分析为包涵植物灵魂、感觉灵魂、理性灵魂三层的一个等级序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是旁通。由此看来，《孟子·告子上》所言才，实质上乃是以人的实存亦即气为基础，在其好恶之情上显现出其良心或仁义之心的一个标志人的存在之总体的概念，它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理论基石。《孟子·尽心上》以诚与恕相对而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儒家论人性，乃在人的存在的整体性上来展示人性的具体内涵，而非仅从认知的角度对人性作抽象要素的分析。

易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因任天地、天下万有之差异，曲尽事物之宜而成就之，故与物无不通。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

这增减，是对生命本真之外在附加。此表现为超克性之通，其反哺于个体存在之效，可以我们常说的境界一概念来表出之。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 [20]见《孟子·告子上》

《周易》里讲，形而上者谓之道，但却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而百姓日用而不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25]。先祖之为本，所重在于它是血缘性的族类始源。可见，君、师连用，其义在强调君之道德教化的意义。《大传》亦说：上治祖祢，尊尊也。

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易传》言地道无成，不能以分天生物之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礼记·祭义》记孔子论人与鬼神交，讲圣人命鬼神之名，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起码在殷代，便已形成一种帝廷的观念。丧祭礼仪，尤其是祭天祭神之礼仪，本为一种宗教性的仪式。

总而言之，天地之为本，所重在于它是万物生存之超越性本原。[3]梁启雄先生《荀子简释》依王先谦《集解》释师为君、长。[11]参阅金景芳《论宗法制度》，见《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6页。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55页。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自内出者，无匹不行。王者以祖配天，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同时，它又并未流为一种单纯概念活动的理性之机巧（黑格尔语），而具有教化整合之功能和赋予价值之超越本原的意义，因为它乃系由传统宗教之精神规制连续性地转出其人文意义的。亦可以理解为动词：尊大之。

天地是一切生命之本，先祖是血缘种类之本，君师为伦理教化之本。[17]杜维明教授在《生存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一文中，对中国哲学注重生存连续性的自然观以及人转换和参与自然生命过程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作了深入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