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马展

在脆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也许看似不受欢迎，但另一种情境更令人担忧。

中央有预判，因此才会有条不紊地出台政策，如两次降息并对节能 产品提供补贴，推动更多基础设施投资等等。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同比增长7.8%，二季度增长7.6%。

而这，也是一些海外游资所乐见的，以便利用刺激政策的震荡来快进快出，伺机投机牟利。无论美、欧、日本这些发达的经济体，还是新型国家，经济发展都不可能长期维持高速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应当明确地提出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导向的目标。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我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育将比此前更为重要。另外，在理论和政策上理顺商品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买房与租房等重要的结构关系。

这种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时相比，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挑战性。三是增长阶段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增长动力向结构升级、创新驱动为主的转换。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快于城市化，这是我们的优势，不是问题，未来还要强化这一优势。

中央提了好多年，现在的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还在下降。于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全球经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要看我们新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以模仿-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李扬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

它需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

但怎么吸引?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因此，从拉美的教训可以看到，仅靠发展服务业来实现转型的思路并不完整，仅仅追求服务业比重达到多高的一个数字，缺乏现实意义。效率转型的抓手全球各国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序曲。《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成为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比较，上海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李扬：我们对上海总的判断是，它对自身的处境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

不要搞特殊的优惠政策，更不应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产业目录，标注出哪些是鼓励发展的正项目录，哪些是限制发展的负项目录。前面已讲，中国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而且教育先行，人口素质是持续提高的，上海也是如此。它和全国情况一样，服务业效率不是特别高，在0.7左右，而且还在下降。但目前税收体系完全阻碍服务业发展。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三一重工也会考虑配套、融资、出海等总成本。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动服务可贸易化的主要动力。

我和俞正声书记讨论过，我说上海解放前绝大数人都不买房。日本、美国都是经济随房地产起起落落，德国就没有这个情况。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而且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大规模地向居民倾斜。上海转型，目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财经国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依靠转型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节点上?李扬：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急需转型的关键节点。我们觉得各个城市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一片地区建了拆、拆了建，拆与建的过程都产生GDP，却是没有效率的产出。

最好的机制，是让市场去选。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纷纷步入经济减速的轨道，过去高速增长中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

上个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曾讨论过一个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皮革行业。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趋同过程还在持续着。

两化的不同速度将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再将产业布局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低端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并且，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可以说，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还相对滞后，对未来发展模式的定位还是落在大规模的圈地、搞固定资产投资上。上海转型是中国的试验田上海的产业转型，是在全国率先进行的。转型不等于发展服务业目前，各地对转型的一个误区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也许上海会采取新的人口政策，能不能敞开胸怀让人来，提供就业、住房，大规模改造人口结构。抑或各地都在搞科技园区，实则可能是借着这些项目圈地、拿资金、搞房地产，大量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被浪费。

这是它转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过去多年堪称奇迹的增长是否将就此结束?质疑声颇多，对经济转型的呼唤也愈发急促起来。

原因在于，使用传统的产业干预手段促成转型升级，在多数情况下以效率降低为代价。上海还未到只依赖服务业的程度。

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危机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两个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急于向低效率的第三产业转移有关。

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明确地和上海说，这是优势。

之所以在过去多年能够创造一个高速的增长周期，是因为在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后，新兴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大的潜力。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多年的发展路数，或明或暗都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路来走。

二者没有衔接，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所有要实现经济转型的布局，都应该从最原始的经济思维出发——更少的成本带来更高的收益，也就是不断提高的效率。